编者按：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期间，学校举办了“学用新思想、建功新时代”主题征文活动。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法学博士陈贤凯老师的征文《德育与身教：守住大学课堂的传统优势》荣获二等奖。全文摘录如下：

德育与身教：守住大学课堂的传统优势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陈贤凯

 
    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大学制度自创设至今，已绵延近千年。期间，技术与思想的进步使大学教育的具体方式发生多次变革。今天，在互联网广泛普及，成为日常基础设施的背景下，大学教学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互联网冲击下，传统的教育模式会发生什么变革？大学教学如何利用互联网带来的有利条件，如何应对互联网的挑战，又如何在新的技术、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下，保持和发扬大学课堂的比较优势？

    一、来自互联网的挑战

    当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时，大学课堂无疑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大学，乃至学校体系，都不再是获取系统性知识与信息的唯一渠道。互联网“内容产业”日趋丰富，满足着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和精神需求。以通俗知识的获取为例，“得到”、“喜马拉雅”等移动端应用软件，提供了知识传播的有效平台，为公众提供了大量有趣的“知识快餐”。另一些互联网平台，如“网易公开课”、“慕课中国”、“学习强国”等网站和应用软件，使公众可以便利地获取国内外高校中正规的课程资源。此外，还有许多针对特定专业的互联网教育项目，例如各类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培训机构提供的音视频网站，著名知识产权媒体提供的“知产林”培训课程等。
    互联网教育有其独特的优势。在线教育以市场为导向，“面向市场”这一根本要求使它具备了如下特征：第一，门类繁多，不受专业系统限制，满足用户的好奇心；第二，准入门槛低，内容通俗化，任何具备一般文化水准的人都可以接触和理解；第三，内容趣味化，以尽可能地吸引用户；第四，授课者有较强的个人魅力，幽默、风趣、口才好，具备市场号召力；第五，有一定的“干货”，能让用户感觉受益；第六，更新速度快，紧跟热点，使用户感觉“学以致用”。
    互联网教育无疑已经对传统大学课堂带来一定影响。“知识付费”和上健身房一般，已成为“中产阶级”的新生活方式。当代大学生们很大一部分成长于这种生活方式中，他们善于从互联网寻找合适的知识资源。如果系统性知识可以如此便利地获取，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大学课堂去学习？许多高校存在学生出勤率低，或者上课不认真听讲，一直在“玩”手机的问题。其实，学生未必在“玩”，他们可能只是更喜欢琳琅满目的在线教育这种比传统课堂更“有趣”的学习方式。
    也许，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与互联网教育相比大学课堂仍存在一个近乎绝对的竞争优势——它是学生获取文凭的必要条件。然而，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大学不应是“贩卖文凭的机关”。在面对互联网的挑战时，传统大学课堂当然不能满足于自己手中“握有”的颁发文凭的权力。

    二、大学课堂的比较优势

    面对互联网的挑战，我们至少有两条不同的应对路径。第一，主动拥抱互联网，让互联网为我所用。这方面，我们已经作了很多努力，包括互联网课堂教改项目、“慕课”拍摄项目等等。以近年来我校的“慕课”项目为例，每个项目资助经费20万元，可谓投入重本。在这种支持力度下，暨大“慕课”项目也获得相当优异的成绩，国家级“慕课”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然而，与第一条路径所受到的重视和追捧相比，另一条路径受到的重视程度可能远远不足：那就是，更好地保持和发扬传统大学课堂的比较优势。
    与互联网教育相比，传统大学课堂具有三方面的比较优势。第一，大学课堂有利于因材施教。通过高考的选拔，以及受校园文化的影响，每所高校的学生都有自己鲜明的群体特征。互联网教学面对的是全国大市场，其课程的设定只能选取全国的“平均水准”，无法根据各高校不同的学生设计“量身定做”的教学方案。相反，经过长期的课堂教学实践，教师可以把握本院学生的基本特质，设计适合他们的教学方案。
    以我校为例，我们不妨坦诚地承认，在高考机制的筛选下，进入我校的学生并非在学习成绩上顶尖的一批学子。这并非什么“丢脸”的事情，考试成绩终归只是个人综合素质的一个方面。另外，每个人吸纳知识的速度和方式各不相同，有人快些，有人慢些，有人善于全面掌握、综合运用，有人在某方面存在薄弱环节，原本不应“一刀切”地对待。然而，教育评价是个独特的体系：在其他领域，假如任务的完成是分步骤的，那么，我们只有在前一步骤完成后才会进入下一步骤；而在教育评价系统中，学生是按照学习年限被推着往前走的，不论他在一年级学得如何，时间一到，他就必须进入二年级的学习。我们很难想象在建筑工程中，第一层楼只盖了75%，由于一年的期限届满，就必须直接盖第二层楼；由于第一层楼没盖好，第二层楼只能盖60%；但是，由于期限届满，又必须接着盖第三层楼——遵循这样的思路去建造房屋，是多么恐怖的事情！然而，教育评价体系恰恰就是如此：不管学生在前一阶段的学习完成度是否达到100%，只要期限届至，他就必须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前一阶段留下的缺口，会成为下一阶段学习的瓶颈，这个瓶颈层层累加，终有“楼塌”的一天。
    在大学课堂上，教师可以根据本院学生的基本水平，适当弥补学生过往的知识短板，带领他们走入相关学科领域。我们学生的高考成绩也许不是最好的，但他们大多数仍是勤奋好学的好学生。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可以“摸清”学生的短板，根据他们消化、理解知识的能力，设计适合的进度和方式，通过循序渐进和正向激励的方式，帮助学生克服困难，引发兴趣，树立信心，使学生在新的人生阶段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这一点，标准化的互联网教育是很难做到的。
    大学课堂的第二个优势是可以实现师生的当面互动。“当面互动”实际上是“因材施教”在个体层面上的延伸。在通信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非但没有拉近，相反，内心的隔阂可能愈加深厚——想象一下朋友、家人聚会时放不下手机的场景。因此，在“5G”时代到来之际，当面互动反而可能变成一种极其稀缺的资源。当面互动至少有三方面的好处。第一，与“听”互联网课程不同，大学课堂上的师生互动使学生从完全被动的听者，转变为相互交流的主体。人毕竟是有灵性的动物，没有了屏幕的阻隔，在近距离的接触下，师生之间能够更流畅地交流——“一问一答”的循环往复，是学生领悟乃至顿悟的一个重要环境。第二，当面互动有利于弥补师生之间的代际鸿沟。我们总是抱怨现在的学生不懂礼貌，尤其在利用即时通讯工具沟通时，有时表现出令师长怒不可遏的傲慢。实际上，学生们并非不尊重师长，只是这代人在互联网中开始形成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和行为方式。而在日常的当面接触中，我们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到师生之间的真诚，促进相互理解，建立信任，减少误会。第三，哈耶克指出，人类的知识博大而庞杂，其中，可以用语言表述的“显性知识”不过是冰山一角，而更多的知识属于“不可言传”的“隐性知识”；人的学习过程更多的亦不是通过“语言传授-被动吸收”，而是通过学习者的模仿来实现。互联网是传递“可言传”知识的高效工具，却不是传递隐性知识的有效载体。技能型知识、道德规则型知识，都属于典型的“不可言传”知识。通过师长的日常行为，能够更好地实现这类知识的“身教”。
    学校教育不同于一般课程教育，乃在于它不仅传递各个学科的“显性知识”，还应在具体学科的传授过程中传播中华民族所弘扬的价值理念、职业伦理和道德规则。这些价值理念和道德规则固然可以通过文字转化为显性陈述，如“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这些价值追求的总结，但是，文字并非这类知识的最有效的传播载体，文字作为“表”，在传播这种价值理念的过程中，很难完全真切地体现它们的精神内核——即便学生反复记诵，未必能真切领会其中奥义。相反，人才是这类价值和规则的“活的载体”，个人的高洁品行、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是这类“隐性知识”真正有效的传播方式。正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大学课堂提供给教师与学生当面互动的机会，而教师可以也应当在一言一行中做好表率，成为学生信赖、效仿的对象。一个放在眼前的“活生生”的良好榜样，比起记诵千万句箴言，所起到的教育效果要生动得多。
    大学课堂的第三个优势是可以保持恰当的专业水准。专业水准实则是因材施教在专业维度上的展开。由于其市场和大众导向，为了实现知识传递的通俗化、模块化，互联网课程通常需要对知识进行简化处理。以“慕课”为例，知识体系通常需要进行分解，一节40分钟的课，须分解为若干个5-10分钟的短视频，而每个视频基本仅足以承担基本概念、基本特征的介绍。以科普为目的的互联网课程虽然不那么机械，但其目的同样决定了教学内容的通俗性和趣味性，在专业性、体系性和深刻性上，有其天然的限制。相反，大学不仅是一个教育单位，更是一个科研单位，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研究者和知识的创造者。大学以培养专业性人才为目标，学生也以相关专业为未来的志业，因此大学课堂具有专业性、体系性的特点，在教学深度上更有保证。
    综上所述，在互联网教育方兴未艾的背景下，大学除了吸收和利用互联网的手段外，更重要的是，把握和发扬传统大学课堂相对于在线教育的比较优势，维护大学存在的真正价值。

    三、正在消逝的传统优势

    不幸的是，大学课堂的这些比较优势，在新的环境下似乎都在慢慢地消逝。当下的校园环境和制度，不论对因材施教、当面互动，还是专业水准的维持，都存在许多不利因素。
首先，因材施教的开展要求师生之间有深入的接触。然而，因招生规模的扩张，许多高校不得已采取多校区办学模式，许多校区间相距甚远，而学校配备的校际班车班次却非常有限。因此，教师通常只能选择离上课最近的班车前往授课校区，而上课后第一件事则是追赶即将准时离去的班车——毕竟，错过一班车又要等上好几个小时。所以，教师根本没有心情与学生展开课后的互动。其次，虽然各高校号称重视教学，但教师考核的真正指挥棒仍在科研。在严格的考核压力下，理性的选择是，完成基本的教学任务后，抓紧重返科研工作。与学生的交流，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奢侈。第三，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需要面对院校组织的许多形式主义的活动，占据了不少宝贵的时间。这些因素都使得教师与学生之间不论在物理距离上，还是在心灵距离上，都相背而行，渐行渐远。
    其次，授课的专业水准也因现行制度受到影响。高校对科研严格的考核要求，表面上似乎有利于提高教学的专业水准，促进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实则不然。教学与科研遵循不同的进路：教学讲求体系性，使学生对学科有整体的理解和把握，因此求“全”；而科研更强调前沿性，才有可能在某个领域提出创新性洞见，因此求“专”。在科研的指挥棒下，高校出现“教学跟着科研走”的现象：每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理性的选择是将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由此出现不少教师在课上只讲与自己研究主题相关的内容，“没头没尾”，让初入学门的学生一头雾水，云里雾里。以法学为例，有些教师在一门法律课程中全程只讲自己研究的课题，结果学生结课后连这门法律的基本概貌都不了解，没有打下良好的基础，这严重影响了学生毕业后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以及日后的律师执业工作。另一方面，对教学课时一刀切的高要求，也带来不利影响。对于学生较多的学院，或者面向全校开课的学科，教师可以通过同一门课多开班次的方式满足课时要求。而对于只开专业课且学生人数较少的学院，教师便只能通过多开“课头”的方式来满足。当教师所开“课头”较多时，必然分散精力，每个“课头”的投入不得不相应减少。此外，课程的开设受到课程体系的严格约束，而课程体系又是每四年才更新一次，导致很多老师无法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开设课程，甚至出现不得不讲授与自己的专长毫无关系的课程的情况。

    结语：传统优势的坚守

    如果大学课堂逐渐丧失了它应有的比较优势，它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它是否会被形形色色的互联网教育所取代？
    集约化、标准化的教育模式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机器大生产”在教育领域的体现。互联网把这种模式无限扩大化，极大地提高了知识传播的效率。然而，高等教育的职责不仅在于传递已知的知识，更在于引领学生进入相应学科，习得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同时，大学课堂还担负着培育高素质爱国公民的职责，思政教育是大学教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传统的大学课堂使师生能够在日常教学活动中通过交流与互动，寻找思维的乐趣，碰撞智慧的火花，而非简单的信息“记取”。韩愈有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日常交流中，“解惑”也是教师重要的功能，不仅解学业上的“惑”，更须解人生上的“惑”，帮助学生培养和塑造健康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这一切，都需要更多地增加教师在学生身边的“物理存在”，只有“在场”，才能真正发挥影响，所谓“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为了增加教师的“在场率”，学校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例如：增加校际班车车次，根据学科具体情况适当调整教学课时和科研要求，放宽课程体系和开课限制，等等，为师生交流创设更宽松的环境。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学校自然而然地有“拥抱互联网”的倾向，从对“慕课”的大额投入可窥见一斑。然而，在保持大学课堂的竞争优势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维护和发扬传统课堂应有的一些鲜明特征。与互联网教改的投入相比，传统教学的投入不那么容易见成效，然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传统大学课堂才是大学的根本。当然，过分强调某一种教学方式，恐怕都是不对的，“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每位教师都是暨南园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学生可以“转益多师为吾师”。也许，对于高校教师而言，“道路千万条，关爱第一条”。只要我们都对学生保持关爱之心，对教育事业保持着充沛的热情，大学课堂便能永葆青春和朝气！

（陈贤凯老师  2019年获评为章源钨业有限公司法学教育发展基金“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2018年杜宝庆法学教育发展基金“卓越班主任” ）